（本文原标题《货币的演化与货币理论的发展》） 进入 韦森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货币本质 。

[③]【美】菲利蒲·希提：《阿拉伯通史（第十版）》，第三章贝杜因人的生活，第24页，新世界出版社，2015年。有的国家军备开支浩大，有些年份占用了一半左右的财政支出，经济建设及民生投入严重不足，但不断追加提出希望中国投资项目，对自己国内配套资金等等经济资源考虑严重不足。

在作为资本输出国的我国方面，一些地方政府、企业过于急切想要搭上国家对外经贸发展计划的快车，过于急切地希望设计策划出尽可能貌似宏大的项目以获取中央转移支付资金支持，有的部门过度强调一些违反市场原则、无视客观经济规律的主张，也有可能导致过多投资投向缺乏商业可行性的地方与领域，从而制造出本来可以避免的潜在跨境金融风险。2006年2月，香港信用卡防盗系统有限公司的马达加斯加9000亿美元油田事件在市场上引起了巨大震动。倘若我们不能清醒认识并及时防范，重蹈上述西方贷款人覆辙并不是不可能的。倘若海外中资基础设施项目利润汇回受阻持续时间长、涉及金额较大，按照经合组织开发援助委员会投资保证专门委员会《关于保护外国人财产的条约》第三条的注释，这已经构成蚕食式征用（creeping expropriation），[⑤]有可能危及母公司整体安全，甚至对母国市场产生可观冲击。一旦积累到一定程度，一个微小的扰动就有可能彻底扭转市场参与者的预期，使得整个东道国市场转瞬之间便从原本较好的稳定均衡崩塌到较差的均衡，货币贬值，资本外逃，资产价格暴跌，……跨境传染的连锁反应也由此触发。

四、潜在跨境金融风险的微观层次 在微观层次，潜在跨境金融风险相当程度上源于企业主体的道德风险。考虑到储备资产基本上属于低风险资产，本文将剔除储备资产后的海外资产视为潜在海外风险资产，以剔除储备资产后的海外资产对GDP比例衡量潜在跨境金融风险程度。由于复杂的历史因素，我国的司法面临地方化与行政化的体制难题，司法独立的现状不容乐观，通过司法独立引领金融分割走向金融一体化显得困难重重。

物资、人员与资金的自由流动以及提供服务与开业自由，合并构成了欧盟的四大自由。乱象丛生的背后，反映出金融资源配置中地方政府竞争的制度逻辑。这是因为，政策的随机选择性将导致政府自由裁量权的滥用，难以为地方政府竞争提供稳定的心理预期。五、结  语 地方政府竞争无疑是一把双刃剑，既是促进经济高速发展的关键，又是导致重重社会问题的根源，其对金融资源配置毁誉参半的复杂影响和功罪交集的矛盾冲突要求法律人用开放的思维、宏观而富有洞见的视角加以辩证审视和理性反思

然而，地方政府在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总是伴随着收入分配不均、城乡发展失衡、地方保护主义盛行、环境恶化、官员腐败等社会问题的潜滋暗长，由此累积的社会风险甚至达到了积重难返的程度。具体而言，该行为特征主要表现在地方政府的公司化和谋利性上，即地方政府将企业发展纳入到公共治理中，为企业发展提供经济和政治后盾，同时对企业施加其影响力和控制权，政府与企业之间是互利关系，各级执政党、政府和企业组成了利益共同体，并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

随着1998年以来信贷管理体制的市场化改革，银企关系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囚徒困境，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平台贷款迅速扩张，甚至成为某些地方政府通过有限的财政资金、搭配巨额的信贷资金、带动大量的民间投资，以此创造GDP的主渠道。明确地方政府与监管部门的角色定位，为区域金融合作扫除障碍。从制度经济学的意义上讲，地方政府竞争的金融法解释不能仅仅停留在理论范式的阐释上，还应从制度规范上探究地方政府竞争的深层蕴涵。艾伦与盖尔曾经提醒人们：中国如何为惊人的经济增长融资？从正式金融与非正式金融两方面理解中国的金融系统是一个关键的研究课题。

中央政府在履行法定职责的过程中，应当有意识地引导地方政府从要素竞争（金融资源、金融产品、政府政绩等）走向制度竞争（提升制度层次、优化制度资源等），并为最终走向公共行政竞争（充分表达公民意愿、突出公民偏好、提升公民福祉等）累积经验共识。金融机构是一种组织资源，其特殊性不仅在于配置使用权，还具有派生金融资源和再生产金融工具的能力。此外，地方政府竞争金融资源的行为往往借助于地方性法规的形式进行，但由于抽象性行政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所以难以通过司法审查的方式规制地方政府竞争。在后来的发展中，王绍光教授进一步将汲取能力与强制能力、濡化能力、国家认证能力、规管能力、统领能力、再分配能力、吸纳和整合能力一道视为基础性国家能力。

在此背景下，《商品流通法（草案征求意见稿）》于2015年4月正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该草案第5条规定：国家保障商品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通，迈出了商品自由流通的关键一步。治理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地方政府竞争行为，绝非单一的立法问题，甚至不主要是立法问题。

治理地方政府竞争需要实现从政策治理到法律治理的转型，并需要从资本自由流动规则的法律确立、区域金融的合作与协调、司法的去地方化与去行政化等方面进行制度回应。首先，现代社会是一个大公司的时代，公司既是经济制度的重要支柱，又对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构成了冲击和挑战，公司早已成为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地方政府竞争某种意义上就是公司间的竞争，地方政府对金融资源的争夺很大程度上是对公司资源尤其是上市公司资源的争夺。

通过财政补贴，地方政府与辖区内上市公司形成了一种利益共生关系：上市公司利用与地方政府的特殊关系提高竞争力甚至将财政补贴视为财务粉饰的工具，同时以资产回报、过度投资、负担更多的超额雇员等方式回馈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则从GDP增长中获取政绩、官员晋升等强有力的激励。根据CBS的金融法范式，金融法应从公司治理、商业银行、资本市场三个维度对地方政府竞争进行制度调整和法律规范。其次，出于金融控制的考量，我国的金融市场从制度源头上选择了政府干预下的银行主导型间接融资体系并形成了强烈的路径依赖，这意味着地方政府围绕金融资源配置的竞争必然绕不开商业银行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金融资源的这种双重特性再加上其本身的稀缺性，决定了围绕着金融资源占有和控制的金融竞争生成的必然性。司法权的地方化严重侵蚀了司法公正与司法权威，使得司法的统一性在地方政府保护主义下被肢解，由此导致的法治割据进一步固化了金融市场分割的现实格局。事实上，随着我国经济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过渡以及第二次经济转型的开启，政府控制型金融资源配置模式的有效性在1996年以后变得愈加低下，客观上要求对国有金融产权进行改革，政府必须转换角色，改变对金融资源的控制方式，通过对金融主体创造平等的竞争的制度环境，在宏观层面上发挥有效监管的作用。

面对走向深化的地方政府竞争，政策治理已经捉襟见肘，从政策治理走向法律治理，从恶性的要素竞争走向良性的制度竞争，从金融分割走向金融一体化，将地方政府竞争纳入到法治轨道，以金融法治助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将是金融法治道变革的重心所在。政策虽然也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但它不应越俎代庖取代法律的作用，更不应该成为治理地方政府竞争的首要选择。

本文认为，吴志攀教授提倡的CBS金融法研究范式为这一认知努力提供了可能性载体。众所周知，晚近30余年来，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推进，计划经济体制的隐性税收机制逐渐解体，国民收入结构从集财于国向藏富于民转变。

尽管如此，地方政府完全可以借助行政权力影响甚至控制国有商业银行地方分支机构的信贷资源投放，银行也在事实上承担起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最重要财源角色。一个明显的例证是，原《预算法》第28条规定：除法律和国务院另有规定外，地方政府不得发行地方政府债券。

金融分割与金融抑制、金融排斥一道构成了我国金融改革与发展的主要障碍，如何从金融分割走向金融一体化、从金融抑制走向金融深化、从金融排斥走向金融包容将是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金融法理论研究与制度实践的核心命题。尽管如此，国家控制金融的能力在实践中并未出现松动迹象，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争夺金融资源便会时常引发激烈的利益冲突。例如，地方法院在案件受理、审理和执行等环节都明显地存在偏袒本地当事人并损害外地当事人的情况，当地企业的胜诉率也远远高于外地企业。事实上，学术界已经就地方政府竞争提出了不少理论分析范式，如地方政府公司主义范式、地方发展型国家范式、地方企业家型国家范式、地方寻租型国家范式、竞争型政府范式等。

通过影响辖区内商业银行信贷决策进而争取银行信贷资金，是地方政府金融努力的重要方向，这种金融努力一方面表现为对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的属地型干预，另一方面表现为对地方商业银行的控制型干预，二者共同导致了信贷结构的扭曲，进而导致了金融财政化的制度扭曲。地方政府对金融制度资源配置的影响往往是通过金融制度环境的塑造体现出来，透明的金融制度规则、健全的金融基础设施、完备的金融司法体制均是提升地方金融竞争力的重要因素，正如第三代金融发展理论所认为的那样，良好的制度是实现金融持续发展的关键。

其实，改革开放以来的很多制度创新都是从违法开始的，不少地方政府倾向于利用法律漏洞或者对各种违法现象放任不管来抢占发展先机，地方政府官员的这种选择性执法行为不一定被认定为懈怠而遭受惩罚，却可能因这种袒护而在晋升博弈中获胜。由于我国地区之间经济社会发展严重不均衡，推动区域金融合作与协调是克服金融市场割据的重要手段，对于治理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地方政府竞争行为意义重大。

随着浙江模式的兴起，非正式制度在塑造地方政府制度竞争方面的巨大威力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乱象丛生的背后，反映出金融资源配置中地方政府竞争的制度逻辑。

政策的短期行为性导致其缺乏实践理性，难以为地方政府竞争作出长远的制度安排。以信贷为例，国有银行地方分支机构的出格信贷行为尽管使地方政府获得了一部分金融资源的支配权，但这种支配权的获取在一个强金融的格局中并不是免费的，并不是一件轻松与省心的事情，其付出的交易成本十分高昂，且始终伴随着中央与地方之间的金融博弈。《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第3条第一款要求在成员国之间取消对进出口物资的关税和数量限制、以及一切具有同等效果的其他措施，并定义了内部市场概念，其特征是在成员国之间取消对个人、服务、资金的流动自由之限制。这一点在占领华尔街运动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也启示我国要特别警惕地方政府竞争中出现的权力与资本的合谋现象，通过法治手段化解地方政府竞争的治理危局。

例如，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国务院19号文及43号文被没有得到严格执行，地方融资平台替政府融资的功能得以松绑，而此前尝试转型的部分融资平台也开始重操旧业。综上所述，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地方政府竞争可以从CBS这一金融法研究范式中得到自足性解释，金融法则应从公司治理、商业银行、资本市场三个维度对地方政府竞争进行制度调整和法律规范。

学界普遍认为，金融是一种资源，是一种稀缺资源，是一国最基本的战略资源。再如，在国务院38号文发布后进行的交易所清理整顿中，不少贵金融交易所、文物交易所在地方政府的包庇下通过地方政府控股、整改业务方向等方式得以复活。

但实践中地方政府普遍通过设立融资平台发行城投债券或者进行其他融资的方式轻松绕过该法律限制，使其形同虚设。金融资源的这种特性决定了其稀缺性，进而诱使地方政府争夺金融资源的竞争时常演化成地方保护主义，通过地区封锁与市场分割来实现地方利益的最大化。